历史时期大巴山地区的涉林碑刻初探

碑刻作为历史的见证和遗存，兼具文物与史料价值，类型多样，而其中载有林木相关信息的碑刻，被统称为涉林碑刻。涉林碑刻研究历经了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90年代，为碑刻搜集阶段，搜集范围几近全国，可看作是碑刻研究的准备阶段。二是90年代及以后，为涉林碑刻的学术研究阶段，此间不仅有学者专注涉林碑刻本身的研究，如对涉林碑刻产生的原因、发展阶段、分类、价值，及其所反映的林业思想进行系统归纳①，也有学者以某地域内某一朝代为限，探讨涉林碑刻所反映出的森林变迁、生态思想和危机、社会关系及民俗文化等②。巴山地区③的涉林碑刻较为丰富，但因其现分属于三省且各省碑刻资料并不均衡，故而较为系统的研究至今少见。所见学界有关巴山地区的研究通常是以陕南地区为论述中心，而其讨论的多是自然或者人为原因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及其后果。部分学者对这种以破坏为中心的讨论模式已有修正和反思④，并强调了环境破坏下当地人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措施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笔者在大巴山地区已经出版的碑刻文集、地方志以及地方文史资料中，共搜得涉林碑刻49通（见文末附表），其中宋代1通，明代4通，清代35通、民国9通，通过对碑刻内容的解读、分析，撰成此文，以期对巴山地区涉林碑刻本身的特征与变化、涉林碑刻所体现的官民在保护环境上的互动，及其在保护环境上的作用和局限能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涉林碑刻叙述方式的变化及其原因

巴山地区有宋至民国时期较为连续的涉林碑刻，为进行长时段的考察涉林碑刻的叙述方式提供了条件。通过对该地区碑文内容的通读，不难看出清乾嘉前后的碑刻，无论是行文风格还是其所揭示的护林驱动力都有较大的差异。兹列出乾嘉时期前后的两通碑文，以示比较。如乾隆时期通江县铁弗乡的《森论》碑文：

森者为黎民富之本也，本力而后化穷，森乃富贵可谓一体，下行而上信。固树能成其森，岂惟奉黎忘身，治国齐家，永绿常青。鱼耀河清澈现底，顶旱赋涝已矣！森在有材建厦，治国安人；森茂以藏宝，宝生而自然森厚；其有五谷登，日月之明，阴阳之和，四季时之信，风调而雨顺，森满洋溢焉。云：森山青哉！万宝良哉，黎民康哉！森林的繁茂，百鸟翔鸣，对对白鹤，伸出黄嘴，展翅高飞，食鱼耀鱼，宿鱼耀寺［1］(P20)。

碑文系由清乾隆朝的当地举人秉严所撰写，内容主要是论述森林“有材建厦”“风调雨顺”“避沉沙挡”“五谷丰登”等有益作用。碑文中未见有森林被破坏情况的描述。文辞中所表现出的森林之有益作用，更多体现的是作者本人作为知识分子对森林重要性的认识，也推动了“固树成森”的宣传。与之类似的还有宋代璧州刺史马翔撰写的《森报国》，镇巴县撰写人不详的《森绿经》等，其文大都是撰写者本人朴素的环保思想的表述，并将森林的益处上升至“利国利民”高度，进而劝谕官民植树兴林。

再看嘉庆二十二年，巫山县官民合刊之《永安堤告示碑》碑文：

自乾隆五十一年，下坝倏成巨浸，田业将废，地属要冲，耕人忖悒，旅客伤嗟，遂修堤防，一举两便。因于嘉庆十二年，自行修筑长堤一道，以备水患而通行旅，更又利其耕种，国赋有出。至十五年，堤将有成。由是接年以来，沿堤一带栽蓄柳树，以资保障。近遭有等无知之徒，逞其强恶，不时毁伐其树，以及撒放牲畜，肆行践蹋无忌，合行出示严禁。

九月八日奉：所有永安堤栽蓄树木，保护堤址，自是善养，何得践踏砍伐，殊属不法，准即出示严禁。倘仍有前等不法之徒在该处滋扰，即禀县讯办。

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实贴立永安堤，晓谕勿损［2］(P233)。

碑文所记内容是村民通过申报官府后由官府所下之批文，是为了保护永安堤上的堤岸柳树。碑文论述了修筑永安堤及其需要保护的前因后果，形成了堤岸柳树重要——被破坏——需保护这样因果联系。这通碑的设立是在堤岸柳树被破坏严重的现实下催化而成，是一种先有林木被破坏进而寻求保护的立意，与前所述的从整个社会环境、国家等大尺度上论述林木之有益作用的劝谕式护林不同。

宋朝到清乾隆时期，合计9通碑刻，多为官方、地方士绅或家族刊刻，除上文所提到的4通碑刻外，还有为保护古树或者风景林木的禁伐碑，其内容中基本未曾涉及林木（环境）被破坏的情况，而多从林木“于国于民于后人”之有益的观念中，积极引导民众植树护林；乾嘉以后的涉林碑刻刊刻主体多为普通民众，碑文内容主要是禁伐或者需要保护的原委，内容结构通常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论述林木破坏的情状，二是（保护）林木的价值，三是并设立奖罚机制。碑文朴实易懂。这些碑的刊立多是基于破坏洪流下的被动式防御，通过立碑及碑文中的惩罚措施来制止破坏行为并希冀以之来规范用林秩序，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应急措施。

文章来源：《环境保护》 网址: http://www.hjbhzzs.cn/qikandaodu/2021/0506/1366.html